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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国科学技术厅与ERATO计划对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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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新的科学技术政策,包括服务于全国各省厅的综合科技政策的行政职责,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现有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无论是文部,还是通产、建设、运输、邮政,它们的管辖分区中不包含综合科技政策这一项目。而与各省厅相关的整体科技计划的制定和科技方针的综合调整,这些都是任何一个省厅无法单独完成的。所以如果将新机构的行政范围定义为上述内容,既不与现有部门的科技职责冲突,又赋予新的机构综合调动和协调的职能,同时消除现有省厅的反对呼声。就这样,樱国在政策博弈中另辟蹊径,从而寻找到科技厅成立的制度合法性。

1956年6月,归总理府直属管辖的科学技术厅在经过一系列波折后,终于以国务大臣为最高长官挂牌成立,主要负责协助政府制订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并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门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尽管在成立初期科技厅只负责管理那些其他省厅的管辖范围以外的科技内容,是处在一种消极的立场上执行任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因为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慢慢昭显出自己的实力,使科技政策成为樱国国政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将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发展以更密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二)以人物为核心的ERATO计划

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和科研工作的基础,如何通过研究计划对于人才进行的选拔、培育、资助和评价的一系列工作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战后樱国的快速发展是以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造为基础的,并不具备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极大地限制了科技工作者的自由发展。在这一时期,如何通过合理的科技计划进行科技人才的培养,建立适应科学家成长和合作的科研环境成为科技厅的重要任务,也是樱国独创的“创造科学推进事业”(一类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的总括实施型研究,ERATO,ExploratoryResearchforAdvancedTechnology,以下简称ERATO计划)的核心目标。笔者也可以大胆断言,ERATO计划是科学技术厅迄今为止最宏大的政策之一。

就在昭和五十六年(公元1981年),也就是去年,樱国科技厅启动了ERATO计划,作为寻求进行基础科学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新方法,ERATO计划采用“主管导向型”的研究模式,项目主管在研究方向,职员设置,以及资金分配上有着几乎完全的自主权利,这为樱国僵化的官僚结构的研究系统注入新鲜血液,对樱国创新系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直接和间接地在樱国催化出更多新的研究计划,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基础结构。

《樱国科学技术厅与ERATO计划对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考》

作者:夏水枫【笔名】(夏希羽,水野遥佳、冯琪诺)

审稿者(按拿到最终稿的顺序排列):沈涵曦、浅野明日香、林晓烨

发表情况:1982.2.28,以时评形式发表于《科技时报》

————以下为正式内容————

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由国家资助的研究体系相比,作为“主管导向”的ERATO计划是相当激进的,并具有以下显著的区别特征:

(1)研究项目集中于高风险/高回报、跨学科领域的研究项目,通常是不被大学研究系统内支持的主题。

(2)项目组由来自樱国产业、行政机关、大学科研院所的年轻研究员(大约25—35岁)构成(也吸纳海外人员),并且同大学和政府实验院所相比,ERATO计划项目下研究员工作的机动性灵活性更高。

(一)科学技术厅

经历了二战后,从落樱帝国时代走出的樱国,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主要工业产能损失巨大,自身的科技独创性极少。为了快速恢复与发展经济,原本意见纷纭的樱国政界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这一点上却是抱着相同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就是成立‘樱国科学技术厅’,建立专门的科技决策和管理部门,使其成为推动战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

科技厅未成立时,樱国科学技术方面的行政人员都被统称为“技官”,这一部分政府人员希望能够承担起国家机构中枢职能的责任,改革意向强烈,他们认为科技振兴最根本的是需要制定对国家发展有利的重大科技计划并且建立强有力的计划实施保障体制,因此亟待建立一个以制定科技政策并保障其实施为宗旨的新的行政机构——科学技术厅。

然而,当时的樱国学术议会十分担心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会阻碍学术自由,使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因而反对成立科学技术厅。加之在当时国家层面的行政机构建制已经确立的大局下,新成立的机构势必会影响既存机构的平衡运行,在这样的反对声中,科学技术厅的成立看上去遥遥无期。樱国行政省厅包括文部省,通产省和农林省,这三个省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各自责任范围中所涵盖的科学技术板块分别属于各自旗下的文部行政,通产行政以及农林行政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形下让三个省厅分别交出各自行政范畴内的科技部分几乎不可能。所以,要想顺利建立这个新的科技行政机构,必须能证明这个机构不违背原有的组织逻辑——既是新机构,又能与所有现存机构并立。

就在这样两方拉锯和博弈的境遇之下,奇迹般地出现了两个概念扭转了这一僵局——“科学技术相关基本政策”和“科学技术相关综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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